周然 李俊 山西中医学院
进入20世纪以来，有关中医存废问题的讨论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人们从中医、文化、历史、哲学等多角度展开有关中医存废的大讨论。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更深层次的焦点问题仍然是中医的科学性问题。中医的科学性问题既是中医论题，更是一个科学哲学命题。科学哲学作为关于科学知识考察和反省的理论，对于我们把握科学性质以及科学活动规律都具有形而上的指导意义。只有从哲学角度，明确科学本质、科学发展规律以及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医学与科学的关系，才能最终形成对中医特色及其属性的科学把握。本文拟从科学本质、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方法等方面审视中医，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中医有无科学性，中医是否完美的科学，面对困境中医何去何从？
关于中医的科学性
从20世纪初以来，中医是不是“科学”的问题一直是历次讨论的焦点，但始终未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争论双方各持不同的“科学观”，在不同的“科学”标准下自语自话，必然形成截然不同的结论和判断。
告别中医论者坚持狭隘的科学主义科学观，认为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而哲学和社会、人文等知识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科学研究的唯一方法就是理性分析方法，只有经得起逻辑、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方法检验的理论体系，才是科学。据此而论，中医学作为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体系，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社会性的学科，无法得到科学主义实证方法的严苛“检验”，自然是要被开除“科籍”的。
其实，科学主义狭隘科学观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到人文主义者以及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观的严重挑战，直到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最终消解并颠覆了科学主义。历史主义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科学现象，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认识到任何科学活动都有其文化背景，以及自然科学与哲学、政治、伦理等文化现象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注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渗透、对话与汇合，反对单纯的逻辑分析方法。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科学主义又是毁灭性的一击。他们认为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科学也不应该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反对科学沙文主义。费耶阿本德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化、宗教、魔术、巫术等等的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目的更为重要，走到了反科学主义。可见，后现代主义者虽然有抹煞科学与非科学区别的倾向，但他们关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联性，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认识论来审视和评判其他文化，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也是发人深思的。
当然，自然科学的科学观也不是一无是处，它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全面胜利，然而，真理多迈出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把实证的有限的研究方法，转化为无所不能的教条，原先科学的解放力量，就异化为科学家探索和发展的压抑力量。医学是研究生命现象的学科，是以解决人的生老病死问题为目的。人不仅是生物人，更是社会人，人是立体的、多层次的复杂的生命体，是灵与肉的统一。医学面对的是有疾病的人，而不仅仅是人的疾病；“了解什么样的人得病，比了解一个人得了什么样的病更重要”（希波克拉底语）。针对医学一味“科学”（狭义）化导致的诸多医学难题，现代医学的有识之士（美国医学家恩格尔）提出了：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因此，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单纯用实证的研究方法是不够的，狭隘的科学观和划界标准也是不恰当的。
与科学主义狭隘科学观相反，另一种较宽泛的辩证的科学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同，即科学是关于知识的体系以及追求知识的社会认知活动。就知识的体系而言，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结晶，科学是由一系列概念、判断构成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的、可以被实践逐步证实的知识体系。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思维科学。就认识活动而言，是认识主体以实践活动为基础、以获得对客体的真理性的认识为目标的活动过程。《辞海》将其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1999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条目称“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最近英国科学委员会为“科学”一词下了新定义，认为：“科学是以日常现象为基础，用系统的方法对知识的追求、对大自然的理解以及对社会的理解。”在谈到新定义的意义时，英国哲学家ＡＣ·格雷琳说：“因为‘科学’涵盖的领域很广，所以对它的定义也应很宽泛，需要说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也要说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用到‘系统’和‘现象’这样的词语，我觉得这个定义下得很好。”可见，中医学是我国人民总结几千年的医疗实践而形成的认识健康和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一个知识体系，具有完善的系统理论和确切的临床疗效，它完全符合“科学”的基本定义，中医学具有科学性也应是毋庸置疑的。
讨论至此，中医已被纳入科学的范畴，已经有了“科籍”，自然也就有了“医籍”，科学性似乎已成为中医永不失效的通行证，生存发展已没有了危机。然而，事关中医生存发展的中医科学性的讨论远没有结束。在中医支持论者中存在一种视中医为完美医学体系的倾向，继承变成了保守固守，拒绝与现代接轨，中医学的“严密的知识体系”变成了自闭系统，告别中医论者的面目固然可憎，但完美论者也能自毁长城。那么，中医学真是完美无缺吗？
中医并非完美的科学
科学作为知识体系，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一方面，科学知识包含着不依赖于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家团体意志的客观内容，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在于它反映和揭示了客观世界的现象、本质和规律，具有真理颗粒，科学据此与主观臆断和信仰划界。另一方面，科学活动及其结果不是纯客观的，认识成果受主客观条件制约，科学具有近似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相对性，绝对正确的、完美的科学是不存在的。决不能把科学等同于绝对正确，否则，就会使科学知识僵化，否定科学发展的必要性。
中医作为一门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基于长期的实践积累，植根于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吸收古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人体生命活动规律以及健康与疾病的防治原理及其治则的系统理性认识；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指导中国人民养生保健、防病治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其建立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思想基础之上的整体性施治原则，成为东西方医界之共识。然而，中医理论以及治疗手段和方法也有不尽科学之处。例如中医理论草创于秦汉，有浓厚的思辨与经验色彩，笼统模糊有余，而精细准确不足，它绝不是完美无缺的终极真理，绝不是丝毫不能触动的终极教条。正如何裕民教授所言：“作为一门早先从巫术沼泽地中蹒跚走出，自然哲学韵味甚浓的传统学科，它无可避免地烙有历史的痕迹，没法一次褪尽沼泽地的泥巴。”即使被称为现代主流医学的西医，也并非完美无缺，有些问题甚至极为严重，诸如抗生素滥用与病原微生物的抗药性、日益高昂的医疗费用、日益严重的医患纠纷、以及人工合成化学药物与现代生物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道德和生物伦理问题等等。
中医理论存在不完美，恰是科学发展的常态。人类认识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科学的历史，就是这种荒谬思想逐渐被排除的历史”（恩格斯语）。是一个不断告别谬误、纠错的历史，是一个不断由相对走向绝对的历史。当代科学哲学家也坚持科学的相对性，不承认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科学。波普尔从自己的证伪主义或批判的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出发，强烈反对对现有科学一味的辩护和简单的重复，认为科学理论的价值不在于对现有知识中已知事实的新解释，而在于提出惊人的、出人意料的新理论、新预测，这些预测被观察经验所确认，那么旧知识得到证伪，新知识不断增长，科学就会不断进步。库恩的范式理论则认为，科学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范式（共同的科学信念、方向、方法、手段等）指导下进行的，科学发展总是由一个旧范式走向一个新的范式，经过常规阶段（范式稳固化）-危机阶段（范式危机）-革命阶段（新范式产生）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永恒不变的研究范式是不存在的。
中医理论体系其实就是一个学科范式，学科范式的变革最终才能推动科学的变革。中医理论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正是基于其不断的理论变革和创新。从金元四大家到明清以及现代，各代医家虽有尊经崇古的传统，但也绝非一味因循古人、划地自限，批判和创新的风气也令人欣喜。《黄帝内经》的贡献在于其吸收阴阳五行以及变易思想，为后世医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虽也有临床观察描述，但绝非思想主流；东汉医家张仲景著的《伤寒论》与《黄帝内经》不同，更多地重视临床和实践，确立了中医学的“辨证施治”的基本思维路线。金元四大家更是不拘泥传统，针对北宋官家推行的依据张仲景《伤寒论》标准药方，滥用温燥药方医治瘟病的弊端，大胆提出治疗瘟疫的药方和治则，开创了温病新学科；明清时期，革新创新的风气依然不辍，《伤寒论》继续受到质疑，医家继续探索瘟病的诊治法则，终于形成了完整的温病学理论体系和有效的临床经验，并在医学界产生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争的局面。
我们认为，承认缺陷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缺陷和不足的态度，以及应对困境的对策。面对中医的不完美，通常有几种态度值得反思：一是告别中医论者，否认中医的科学性，视中医为非科学，甚至是“伪科学”，全盘否定和抛弃。这种观点之荒谬无用赘述。二是否认中医缺陷与不足，视中医为圣贤古训，全盘接受，反对变革。尤其是对于诸如阴阳五行等核心理论，更要固守，不能变革。三是鸵鸟式态度，消极对待，像鸵鸟遇到困难把头钻到沙子里一样，无视困境的存在，任其自生自灭。面对21世纪的各种医学挑战，中医该何去何从？
实现中医创新发展
中医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体系，其中既包含对人类生命健康及其疾病规律的真理把握，也夹杂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内容，既有客观性、真理性，又有相对性、局限性。对于中医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固守传统。我们应该秉持辩证否定的思想理念，在对中医学体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把握中医本质，总结中医独特的临床实践规律，继承精髓，摈弃糟粕，寻找其与现代接轨的契合点，以实现中医的创新发展。
重视中医研究，把握中医真谛。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医学体系，在医学思想、医学理论、思维方法、临床实践以及用药理论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在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竞争的过程中，首先必须把握中医真谛，恢复中医自信心。但长期以来，由于对中医药学自身发展规律、中医药特色优势以及继承创新的内涵认识不够，缺乏对中医本质及其精髓的系统研究，也没有找到中医传统与现代科学的有效契合点。近年来，国家已经认识到中医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从2005年开始，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已把“中医理论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列为“十一五”期间的重点研究方向，2005和2006连续两年共7个项目获得亿元研究经费，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医理论精髓的挖掘整理以及中医独特诊疗思维方法研究，真正把握中医本质和精髓，明确继承中医的真正内涵。
树立宽容开放的学术研究心态。中医理论科学研究属学术研究范畴，不能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伦理化，不能用感情代替理性，用文化解释科学，科学不相信同情和眼泪，别让中医承受不能承受之重。中医作为科学必须批判创新，作为文化则应该完整保存。有些人把中医阴阳五行思想视若神明，设立研究禁区，显然不是科学研究态度。邓铁涛先生则主张，中医的五行学说不能停留在《内经》的时代，需要发展，生克制化规律迄今已是“名实不符”，五行学说应该证明为“五脏相关学说”。同时，中医研究不仅是中医界内的事情，还要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支持。西医之所以在近代以来得到快速发展，与获得物理学、电子学、计算机学、化学等学科的支持分不开。中医在古代的创立也正是由于古代天文学、气象学、生态学等学科的支持。因此，中医学现代研究应保持系统的开放性，吸纳其他学科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并接受古代汉语、古代以及现代哲学、系统科学、数学、计算机学以及植物学等其他学科的渗透和参与。
坚持理论与临床相结合、中医传统与现代并重的研究原则和方法。中医理论源于临床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中医临床是中医基础理论产生的源泉，也是评价中医理论科学性的惟一标准。因此，中医研究要揭示中医本质和精髓，必须面向临床，以临床为基础，与临床相结合。同时，中医研究还必须将中医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中医传统研究方法是基于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整体层次对人体生命规律进行定性和概括的研究，注重于功能性而非实体性研究；而现代的研究方法则更多的以实验为基础，主要从微观角度对人体生命规律进行定量化、精确研究，注重于采取实证的方法对中医的科学性内涵进行论证的研究方法；注重实体性研究。当然现代研究方法不只是实验实证方法，还包括利用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研究中医，模糊数学方法以及虚拟研究方法等也可以为中医理论发展提供线索。例如中医学的阴阳、五脏、证等概念的本质研究适用还原方法就遇到“瓶颈”，而要用复杂系统科学（如耗散结构理论）则可以得到科学解释。（朱清时观点：《科学时报》2006年11月24日）
改革完善中医教育体系，培养“纯正中医”人才。中医药继承创新，人才培养是关键。中医药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诊断技术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其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内经》、《伤寒》等古典医学著作中。我国从小学到高中所授的知识体系，都是以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为主导，使学生逐步养成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中医药高等教育必然面临不易对接现代教育的尴尬局面，导致许多大学生对中医产生心理抵触。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注重传统思维方式的养成应该更早开始。譬如有专家建议可以设立“中医药高等学校附属中学”的思路，使学生较早接受独有的中国式思维训练，为日后接受中医药高等教育奠定基础。同时，中医药高等教育也必须反思现有教育模式，从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学生来源、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调整，培养出真信、真懂、真用中医的“纯正中医”人才，培养出具有强烈中医文化认同感和医术高超的名医大家，只有如此，中医的继承和创新才能后继有人。
